2017 蒙古短期醫護志工團海外醫療服務感想--志工 楊采瑄
在學校的勵青社衛生醫療服務隊待了兩年，這是個在原住民部落深耕的服務隊。這段時間對於「服務」以及「文化敏感度」的看法一直在自我詰問，時而徬徨無措，但在不斷辯詰與實踐中，終至發展出自己的一番見解和體悟。這個社團很重反思，在做每一個可能是「服務」的行為前，都會從很多不同方面切入，用極高的文化敏感度與道德標準判斷這一個行為所有可能造成的利弊得失；這樣的確能減少傷害的發生，卻在很多時候因為考慮太多而桎梏了一切有可能形成善的結果的行為。而這次與彰基的醫療團隊一同在蒙古的這段日子，一開始我非常驚訝於服務的提供者對接收者的要求配合，因為這在我們社團一定是從「文化敏感度」的角度切入討論而必然取消的行為。但是在完整觀察這些日子彰基團隊在蒙古的義診，我發現這樣的行為帶來的助益其實可以大到蓋住那一點點有可能存在的「文化位階」的癥結點。我反思了這樣的觀察結果，認為當我們在擁有如同醫護人員一樣足夠能力的情況下，就不必那麼拘泥在可能帶來的一絲傷害而不願踏出行動的第一步。效益與不得已的傷害如雙面刃，是必然同時存在的。站在學生性醫療服務隊的角度，任何行為是否執行的準則是”Do no harm.”；但這些日子的觀察讓我認為從「效益論」--- 即「利大於弊則為善」---的角度作行動判斷的準則也不無不可。當我們太拘泥於避免傷害，就一併把可能帶來的巨大效益都一概否定了。
再來想討論我對於「義診」看法的轉變。以前，我一直對於義診抱持保留的態度。我質疑義診對於當地居民健康影響力的持續性，認為一年寥寥幾次的看診只能帶來當下的舒緩，卻可能造成一些更大的傷害：
例如當地居民對外國醫師的過度信賴造成對於當地醫療機構的不信任，反而削弱了最能持續影響當地居民健康的在地組織的功能。而來到蒙古跟了彰基令人敬重的醫師團隊的診之後，我對於義診影響力的持續性有了看法的改變。若外國的醫療團隊能將多次探勘分析後而得知當地居民最需要的健康照護有哪些，進而將技術在義診的過程中確實授予當地醫生，就能讓當地醫生在義診團隊不在的日子裡延續義診的影響力------這就是我在團隊的幾位醫師身上看到的嘗試。
最後，想說說這七天對於醫學二升三的學生來說，產生多?巨大的思想改變。這幾天和許多人品和能力都受人敬重的前輩相處，就更顯出自己的不成熟。這裡指的不成熟體現在做人和做事兩方面。關於做人，很多時候我們常專注於一件事而忽略了其他事，或許自己沒有壞的心思，卻可能在他人眼中發酵成難以解釋的誤會。他人的想法無法由我決定，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減少瓜田李下的行為，在每一個小細節付出全力做到盡善，同時謙和地不斷學習與反思，並盡心體貼身邊辛苦的每一個人。或許在學生時期，令人扼腕的犯錯有可能得到前輩的當頭棒喝，但是這身份絕對不是一個保護傘，我必須強迫自己快速成長，在每一次的錯誤中汲取經驗，銘誌在心。至於做事方面，要成為一個讓人信任的人，就必須時時刻刻注意身邊發生的一切，保持高度機動性，並準時達成任務。以上所述看似簡單，但要確實做到至善實屬不易，我必須如履薄冰並全力以赴，以免在未來必須承擔更大責任時負荷不了，屆時就不會再有人包容自己了。
每次看著做事能力很強大的人，都會很想知道這樣的能力是怎麼培養而來的。在蒙古的這幾天，我們犯了千千萬萬個不該犯的錯。
我們是一點都不想要造成別人的困擾或不適的，多希望自己的能力夠強，能在每一個小細節主動發現自己能夠發揮功能的地方。然而，我總是在小心謹慎不要成為困擾的時候，一次只專注在一件事，而形成了更大更嚴重的他人的困擾。每一次在當頭棒喝之下才能發覺所犯的錯，其實讓我非常的難過；尤其是看著信任我們，或對我們有那麼一丁點期待的前輩們對我們失望的神情，真的非常難過。深切反省之後，覺得未來必須要做到的是：隨時對身邊正在發生的人事物保持警覺性，除了做好自己的本分之外，更應該主動積極發現他人以及情況所需，立即做出適切行動；再來是抓緊每次的犯錯，當成教育自己的機會；總是將攸關他人的事放在第一位，隨時接收訊息並立即處理，才有資格做自己應當做或想做的事。未來要成為一位醫師，扛在肩上責任是非常重大的，這一點我在這七天經由觀察、實踐以及聆聽前輩的話語中，得到深至入骨的體會。距離承擔責任也只剩幾年的時間了，我必須抓緊每一次可以磨礪自己的機會，讓自己成為更可靠的人。
回想這學期初，一開始是因為對於社團的「醫療服務」有所疑惑，因此想了解專業義診團隊的運作模式以及對這方面議題的思考，所以努力爭取參與彰基海醫的機會。後來在準備衛教的過程中，發現要將衛教傳遞給不同文化以及生活習慣的人們，真的非常困難；即便在原住民部落深耕了兩年，對於不同文化應有相當程度的敏感度，仍然發現生活在遙遠的另一方土地上的蒙古人與我們，存在著比起原住民和漢人之間還要大得多的差異。終於來到蒙古，這期間的心態以及眼光變化都在每一天中的每一件小事中變化著。這七天所遇到的一切，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我一直在想，我們五位醫學生對於這個義診團隊的助益究竟有多少：是零，還是負？這個經驗對我們醫學生涯的影響力之鉅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我們五人何德何能接受這樣難能可貴的機會？在自我詰問之中或許迷惘，但我現在認為對於恩人最適當的回報，就是認認真真把這一切銘刻在心中，然後在未來的人生以及行醫之路完整體現這些前輩的風範，算是我唯一能做到的回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