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蒙古短期海外醫療服務感想--海外醫療中心 趙文瑾
飛機抵達成吉斯汗國際機場時還是白天，不同於上次的黑燈瞎火，這一次的天空晴朗萬里無雲，盤旋而下時廣闊的草原地貌盡收眼底。第二次前往蒙古，看到草原已經不那麼興奮，天開地闊中，心裡只擔心著藥品入關是否會像去年一般受到刁難。沒想到，成吉斯汗機場每年都有新鮮事，今年乾脆所有行李都沒到，所有人就帶著隨身行李前往Darkhan醫院。三天兩夜沒有換洗衣物靠著飯店提供盥洗用具過活，拼拼湊湊也還是撐過去了。蔡醫師說，由此可知生活中有很多東西其實都是我們可以不需要的。誠然。
雖然已經是第二次前往Darkhan醫院，但是這次是第一次和院方直接合作，出發之前確實有點擔心彼此的溝通是否可以跨越語言的障礙。我不喜歡英語霸權，或者是那種讓溝通變成每個人檢驗英語能力的集體壓力。但是很遺憾的，在許多場合中，沒有辦法只能採取彼此都有最大可能使用的語言來互相理解。我很喜歡去年蒙古醫療團的一個畫面，總是謙稱自己語言能力不好的聰愋姐，學了幾句蒙文之後，透過肢體語言與微笑，順利的讓大廳中擁擠的群眾自發排隊。她的英語能力在團隊中也許不是最好，但毫無疑問，她是在蒙古行中有效和最多人溝通的一位。大多數來看診的民眾一句英文也不會，但是透過微笑、關懷和禱告，她替許多人祈禱、帶領等候的病患唱歌。那畫面真的很美，因為我們透過努力溝通，讓語言回歸工具之一，感受人作為人的信任與關懷、希望與憂傷。
來彰基之前，我個人的工作背景以單一國家NGO為主，不管是政策遊說或者是草根組織，即便是跨文化、跨語言、跨種族，但是均不觸及跨國的計畫合作。那些在相處上因為文化落差帶來的隔膜會怎樣反應在計畫執行中，我其實並不清楚。
Culture gap或者Culture shock經常是難以預期的，在一些你想當然爾的狀況中讓你當頭棒喝，發現一切都「不想當然爾。」而跨國計畫在複雜的多邊架構下，預算跟計畫執行時間更要求確實精準，特別是通常具有能力執行跨國計畫的組織也都同時具有相當規模的行政體系，要在這樣的體系中運作計畫本來就很難具有靈活性，它的行政流程還必須符合不同國家、醫院、當地組織的合理或不合理要求時，更顯得複雜難解。矛盾的是，有這樣龐大的行政體系作為背景，在大部分實際的醫療團工作中，卻永遠需要隨時處於充滿彈性的應變狀態。這兩者必須如何接合，我一直提心吊膽，也覺得充滿挑戰。
在海醫工作的期間，經常會面臨到一天到晚寫email提醒對方，但是兩個月後才接到回應的事。這一次Darkhan的前期工作也是如此，簽約、安排藥品、人員組織等等的流程迫在眉梢，但是對方的回應經常讓我困惑是否明白我們想要表達的意思，或者是彼此都一頭霧水對方的行政體系需要的到底是什麼資料。海醫主任小玲姐經驗豐富，碰到這種令人困擾的行政溝通障礙她都會有建議辦法。透過一步一步的解決這些前期障礙，不斷嘗試用不同的角度理解合作單位的想法與困境，然而因為資源跟發展的落差很大，很少組織有能力（不管是資源上的還是知識上的、技術上的能力）可以跟彰基有平等談話的基礎。因為需要幫助與學習的機會，也因為確實缺乏規劃的視野，所以在合作的過程中，很容易看見他們盡力去符合資源者的期待方向，以求得到更多協助。然而畢竟是這些組織在當地耕耘，唯有當地組織的共同參與與投入才有可能得到正確需要的資訊，討論出適合的方向。再加上，醫療體系的人際關係本身就有自己的一套階序與應對方式。在這樣的權力位階折衝中，我學習到在試圖去看見別人的想法前，先看見對方眼中的我們，是一個怎麼樣性格與想法的組織。
在這一次的醫療團工作中，看到了Darkhan醫院因為溝通之後安排許多增加交流的機會，我覺得開心，看到一些彼此期待落差的部份，也還是有些挫折。蒙古民眾希望利用醫療團看診免費拿藥的情況很多，因為他們相信台灣來的必定是比較好的藥，然而這樣的行為除了浪費之外，也排擠了真正有需求的民眾。真正需要看診的民眾他們必須花上三倍、五倍的時間去排隊等待，甚至面臨到輪到他們看診時，某些藥物已經緊缺的情況。然而另一方面，這樣的過程中，Darkhan醫院跟醫療團彼此也都在學習，如何透過不同合作方式將效益最大化，例如本次精神科蔡醫師的看診，雖然精神科的病患很難像其他科看那麼多，但是透過討論與合作，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觀察與交流。院方也嘗試安排介紹，讓我們瞭解他們的實際工作情況，透過唐醫師與黃醫師的演講，也針對Darkhan醫院有興趣的題目進行交流。
透過跨文化、語言的思考，讓我們可以更彈性的回頭看待人的需求本身。溝通落差是正常的，而資源提供者本身也在這樣的過程中調整自己的表達，學習如何從對方的角度找到協助對方改進與思考的方式。如果把龐大的行政流程當作是國家體系、組織性格表現的第一步，那麼流程的繁瑣就不只是繁瑣而已，而是瞭解彼此想法最重要的那一塊入門磚。